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他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历史性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冲破“左”的指导思想的长期羁绊,依靠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这两大动力,不断推动实践创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最为突出的思想羁绊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通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和压制,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时还有一个障碍,就是“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指导思想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长达16年之久。再有一个障碍,就是对于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传统观念束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依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激发出来的思想理论动力,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出来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冲破了“左”的思想禁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高度警惕“左”的思想长期影响,坚决抵制放弃党的领导、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错误思潮,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成果——邓小平理论。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不断克服“左”的思想长期影响,而纠“左”容易出右,这已成为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对于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项,都要一百年不动摇。
与此同时,邓小平对于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邓小平把自己称作为“实事求是派”,以此表达了既反“左”又防止右,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的坚强决心。他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三,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开启了沿着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程。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整个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关系与南北关系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中美建交、台湾海峡出现和平前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悄然间发生着重大调整。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对国际格局及其特征的基本判断,也需要随之做出改变。
邓小平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观察,于80年代中期提出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的重要判断,既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第四,科学总结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教训,通过规划现代化建设总目标和三步走发展战略,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程。
实现现代化,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长期以来,存在着现代化标准过高、要求过急的问题。对此,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谋划改革开放的同时,就在考虑对现代化目标和步骤作适当调整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他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在这个现代化的整体构想中,“小康社会”是一个关键性概念。它犹如一个中转站,把现代化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把国家富强同人民小康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第五,从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的要求出发,提出从严治党、党要管党,全面加强执政党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掀开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也掀开了全面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新篇章。
这个新,首先新在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这个新,还新在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新,还新在赋予执政党建设新要求。这个新,还新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继续强调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不动摇。
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给我们的启示
(一)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寻找切实可行的道路和解决方案,既不能搞教条主义、理想主义,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因此,社会主义必须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又不能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必须追求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益,但是又不能没有公平正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这些都是既从中国国情出发,又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得到的科学结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理论创新。
(二)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新中国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反复证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当今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之中,一个始终不变的着力点,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国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础和前提。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再犯历史性错误。
(三)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志存高远,又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脚踏实地。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既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又是典型的具有高度务实精神的战略家。他从来没有对共产主义信念动摇过,始终对社会主义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心。他又深深懂得,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详见2014年8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历史贡献》。作者: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