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但长期以来该论断主要基于“8年抗战”体系而非“14年抗战”体系。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贯穿“14年抗战”始终。在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九一八”抗战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正如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所写：“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发表《9·19宣言》：中流砥柱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追溯到中共满洲省委“九一八”事变当夜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9·19宣言》）。《9·19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等等。《9·19宣言》是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卓有战略、政略的远见引领抗战方向。
　　以往众多论著中，很少提及《9·19宣言》，而着力突出中共中央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应该说，两篇宣言都属于“特别突出、引人注目”并可以“作为大的历史运动坐标”的事件，但《9·19宣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其意义，一在于该宣言起草于“九一八”事变当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时间就果断站在了抗战起点上；二在于该宣言的发表恰与9月19日张贴于沈阳街头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布告针锋相对，使更多人在骤然降临的国难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质；三在于该宣言初步奠定“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雏形。《9·19宣言》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从此发端。
　　1932年4月15日，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与成熟，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率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党先锋。解读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需要以中国抗战视角，更需要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角。“九一八”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的远见和魄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需要加深认识。
　　坚持武装抗战：中流砥柱的核心
　　日本发动的是武力入侵，所以武力反击是根本的救亡之道。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9·19宣言》中就已明确指出。组织自己的军队，坚持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强力依托，也是核心内容。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战，必然首提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抗联不仅开始最早，而且战斗时间最长，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史》写道：“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东北抗日联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长达14年。”《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也写道：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坚持游击战争14年之久，直至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著名抗联将领冯仲云早在1946年即完成《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奋斗简史》。
　　提起抗联成立时间，最普遍的回答就是1936年。那又如何理解东北抗联斗争历程为14年呢？从根本上讲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义勇军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战从一开始就是抗日联军的性质，不仅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据地方史专家李明最新考证，最早率众抗战的杰出义勇军将领高鹏振就是早期中共党员，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地位，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发端于“九一八”之夜。其二，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中常见“义勇军”和“抗联”通用或并用的表述，证明在当时中共中央看来，“义勇军”和“抗联”本质上相通。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于1934年就已诞生，没有东北抗日联军，何来总指挥部？其三，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抗联始建，而在于建制和组织上更加成熟。
　　抗联在“九一八”抗战中取得关门山大捷等无数战绩，为牵制和消灭日军作出了突出贡献。抗联的武装斗争也为统一战线、游击战、持久战、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权建设等思想理论提供了“试验田”。没有武装斗争实践为基础，抗战理论无从得到发展。“九一八”抗战筑起了血肉长城，也提供了系列理论源泉。
　　推动统一战线：中流砥柱的纽带
　　中国共产党最早倡导并始终高举团结大旗，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两条统一战线并行，一方面凝聚全民族力量抗战，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如同强大的纽带，把正义之师拧成一股绳，从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
　　“九一八”抗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发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率先在东北尝试运用抗日联合战线的策略开展抗日斗争，使辽阔的白山黑水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联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主旨在于呼吁团结抗战。周恩来在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表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民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1933年初，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伊始就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东北战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淞沪、察哈尔等战场与国民党军队积极配合，推动联合抗日，直至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历经碰撞与协调，最终实现合作抗战。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而其早期萌芽和实践也都源于“九一八”抗战。近年，沈阳“九君子”和被誉为“沈阳拉贝”的国际友人联合以TRUTH（“九一八”事变后，“九君子”充分利用国联调查的有利时机，针对国联调查对实证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伪当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编辑成名为TRUTH的铁证）为利器推动国联仲裁的历史广为传播。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场国际性民间抗战外交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和促成的。因为“九君子”中除了共产党员，就是和共产党员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医学教授刘仲明是负责TRUTH汇编的“集大成者”，然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尊重共产党员巩天民的意见；从TRUTH的汇编到协调国际友人保管和递交，中共满洲省委以及共产党员郭尊三等一直和“九君子”积极配合。看似民间自发的国际联合，实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抗战外交的重要举措。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战思想不断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传递给全世界。当时中国共产党虽不是执政党，但自抗战伊始就深深懂得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人民发展合作关系。东北抗联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国际统战思想在军事上的延伸。
　　凝聚抗战精神：中流砥柱的灵魂
　　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中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国家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心涣散，因此重铸民族精神是实现国家独立与复兴的前提。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促使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种团结和觉悟始于“九一八”抗战，中国共产党把“血肉筑长城”精神铸成凝心聚力的文化符号，并传承至今。
　　《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筑长城的英雄气概。这首歌由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共同写就。歌曲诞生后，迅速成为鼓舞和凝聚中国抗战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真正代表，从而自愿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抗战精神的强力凝聚“使中国现代政治力量得以重新整合”，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所向和民意所归，历史再次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
　　“九一八”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军事、组织和精神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历史性发展，中流砥柱意义实至名归。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作者：张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TRUTH史料研究”首席专家、辽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