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州晚报》8月4日在《达州百姓纪实》专栏对我校离退休教师袁瑞英的事迹进行了长篇报道。全文如下：
题记：
她生命中的30年，与一场洪水紧紧相连。
这场被有关专家鉴定为发生在清朝年间，比近300年内任何一场洪水均高出20至80米的“洪化罕见特大洪水”倾注了她一辈子的心血。成了她终身都在追寻一个又一个的答案：这场罕见的特大洪水到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究竟有多大？对现在我们预防特大洪水的发生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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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文理学院副教授袁瑞英编写的《洪化元年长江上游罕见特大洪水研究》一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仅为170页、重量不足500克，却沉淀着袁瑞英老人30年的艰辛努力和笔耕不缀，是她心血和汗水的结晶。
曾在天山山脉寻找洪水
“如果没有新疆13年的锻炼和积累，就无法开展以后的研究，也不会有这本书的面世。”袁瑞英说。
袁瑞英是四川资阳人，生于1940年12月，成都工学院水利系毕业后，分配至新疆水利厅水文总站工作。一呆，就是13年。这13年，既宝贵，又很艰辛。
新疆是干旱缺水地区，1975年，为了解决哈密群众的用水困难，哈密地区决定修建石城子水库。而作为勘测人员，袁瑞英和她的同事要最先到达那些荒无人烟的地区，开展勘测工作和洪水调查。由于孩子无人照料，工作时袁瑞英还得带上几岁大的孩子一同前往。
当时条件有限，交通只能靠骑毛驴，食物就是背着的干粮。而最要紧的是，当地没有任何水文资料，他们的勘测工作只能从零开始。既然是修建水库，自然要选择雨水量充沛之地。为了在新疆贫瘠的大地上找到这样一块宝地，他们每天冒着高温，骑着毛驴，带着干粮，在天山山脉东段南坡沿着石城子河苦苦寻觅。每到一个山头，他们就去寻找岩隙中的杂草、树棍，那是他们寻找水迹的唯一线索。因为一个地方只要发生过洪水，四周的岩隙中必定有洪水过后留下的杂草、树棍等物，并且呈带状分布。
袁瑞英白天到处跑，晚上回营地计算数据。每每看到女儿在桌子旁打盹，袁瑞英就会因惭愧而流泪。可是到了第二天，袁瑞英照例丢下女儿就出门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们终于发现了卡在河岸岩石裂缝中的小树棍、羊粪、杂草等洪水飘浮物，并测出飘浮物的比降，估算出洪峰流量，并结合在河流出山口人口密集区的走访调查，粗略估计洪水的重现期。哈密之行成为袁瑞英终生难忘的一次洪水调查经历。
自拟课题追踪“洪化洪水”
1976年，袁瑞英调至四川省南充地区水电局水电勘测设计队。在一次参加四川省洪水调查资料审查时，袁瑞英发现一些单位在四川省长江上游干、支流调查时，对洪化元年洪水尚无定论。因为资料显示，这场洪水的题刻位置比近300年内任何一场洪水均高出20至80米，这一数字令人难以置信，再加上相关资料较少，这场洪水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而根据以往经验，袁瑞英深知探明这场洪水的有无、大小，对四川乃至长江的水利工程防洪减灾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水文工作者责任心的驱使下，为了进一步弄清这场洪水的真伪，袁瑞英决定自拟“洪化元年洪水”这一课题进行研究。
确定这一课题后，袁瑞英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搜集有关资料，进行调查研究。她翻遍了各单位的调查资料，关于洪化洪水的资料能抄的都手抄下来，当时就用了好几个小本子。后来每次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称“长办”）出差，她又通过访问、调查相关工作人员和百姓，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
1981年特大洪灾后，袁瑞英以水文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南充地区组织的嘉陵江洪灾考察，花一个月时间，走完了从苍溪到武胜全程，获得了一些有关洪化元年洪水及其它罕见洪水的资料。“如果洪化洪水存在，一旦进入其周期，灾难程度将是近百年内任何一次洪水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想到这些，袁瑞英更感到研究洪化元年洪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袁瑞英的研究总是断断续续。
曙光初现又陷困境不气馁
1983年1月，在相关部门的组织下，参与研究的水利专家们给出了一致的鉴定意见：一、确定“洪化”为吴三桂之孙吴世（王番）潜元年号，洪化元年为康熙十八年，即公元1679年。二、根据调查到的洪化元年及洪化年各处岩刻、碑刻和传说，嘉陵江中、下游在1679年出现过异常特大洪水。三、十七世纪后半期，我国气候异常，水旱灾害频繁，这是造成此次暴雨的主要原因。
当年1月下旬，袁瑞英作为特邀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国调查洪水资料汇编工作总结及经验交流会”，并在会上作了洪化元年洪水研究的学术报告。此课题的初步成果引起了有关当局和专家们的关注。随后，水电部要求“长办”牵头对这一阶段性成果进行鉴定。正在袁瑞英为自己的研究被各方接受而感到欣慰时，“长办”的鉴定结论却认定如此凶猛的洪化洪水是不存在的。
袁瑞英得知这一结果后，并不气馁，而是没日没夜继续自己的研究。袁瑞英的敬业让随行的年轻人都觉得自叹不如，“袁老师太玩命了！”有一次到一座偏远的山上进行实地调查，返程时天已经黑了，身上又没有照明物，袁瑞英一行人又渴又饿，但他们还得摸黑顺着小路走到乡场上。到了目的地，袁瑞英累得瘫坐在地上，但心里却十分安慰，因为随行的伙伴们没有一句怨言。
1983年4月，袁瑞英去合川县调查时获得一条重要线索。合川县铜溪区张桥公社二大队八小队村民庞宜生称，1969年5月他去房屋后面洞山寺打石头修房子，刨开一块小坛子石上的蓑草后，发现了“洪化元年洪水定位”等十几排字，字约酒杯大。内容大意是：“人淹得没有办法，就把竹树扎成筏子靠在山边，水涨船高，小山被淹完了就顺着水漂流，漂到哪里就在哪里停靠，筏子上面可以放东西，煮饭，涨水时间长达七天七夜……”这一发现，让袁瑞英欣喜不已，自己多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
退休后继续寻找“洪化洪水”
1993年，袁瑞英调往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工作。虽然工作岗位变了，可是她对洪化洪水的探索研究仍在继续。退休后，袁瑞英没有闲下来，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研究、调查洪化洪水。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她先后完成了岷江、长江泸州段、云阳段等地的进一步调查，而合川作为嘉陵江的控制河段，成为袁瑞英拜访次数最多的地方。
三十年来，只要获得一丝线索，袁瑞英都会实地调查，并保留证据。2011年5月，一位合川老乡提供了一条洪化洪水的线索，为了实地调查，71岁高龄的袁瑞英再次前往合川。不过这次有老伴胡孝章的陪同，这也是她出书前最后一次到合川。那几天连续下雨，路上到处都是泥泞，一不小心就会滑倒，一路上，胡孝章都紧紧地牵着袁瑞英，这让她感动不已。袁瑞英很清楚，正是有老伴和儿女们的支持，她才有机会持续自己的研究，最终著书立说。
追踪“洪化洪水”三十年，对中国水利水电工程界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结论和新的课题，许多水利专家纷纷给予肯定，同时也有大量人士给予否定，至今仍未有一个权威的定论，但袁瑞英并不后悔，因为她知道，这或许就是一名科学研究者必须承受的吧！
曾经有人不止一次问过袁瑞英：“自己的家人都不去照顾，只知道关心一场已经成为历史的洪水，到底图个啥？”袁瑞英的回答是：“除了对水文事业的热爱，对真知的追求，还真的没什么了。”
